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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特为何不如凯恩斯?(下)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约翰 凯(John Kay)


在凯恩斯和熊彼特之后的那一代人中，1908年出生的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和1912年出生的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是经济学家中最著名的两位公众知识分子。如果说熊彼特的受敬仰程度超过知名度，那么加尔布雷斯则是知名度超过受敬仰程度。人们普遍认为，加尔布雷斯是个出色的作家，但只是个普通的经济学家。理查德.帕克(Richard Parker)在其新书中挑战了这一观点，但收效甚微。在证明自己的观点时，他的论据过度依赖于逐一分辨每一条对市场原教旨主义或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的有力批判。


加尔布雷斯的学术声誉


但仍有一个理由能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加尔布雷斯的学术声誉。美国个人的富足与公共部门的贫穷形成强烈反差，这一点在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过后揭示得最彻底，但在加尔布雷斯1958年的著作《丰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一书中则得到了最中肯的描述。他以优美的文笔在《大萧条》(The Great Crash)一书中描述了上世纪20年代末的华尔街——它就像是上世纪90年代末这些事件重演时的电影剧本。


或许更重要的是，加尔布雷斯的《新工业国》(The New Industrial State)并不是将发达经济体视为一系列环环相扣的竞争性市场，而是从企业内外的力量关系来看待发达经济体。这一视角是与标准经济理论的必要对比，后者几乎从不承认大型企业在现代社会中是主导机构。要了解美国游说势力和华尔街对布什政府的影响，我们从加尔布雷斯那里或许能得到比萨缪尔森那里更多的答案。但是，正如没有熊彼特学派一样，也没有加尔布雷斯学派。加尔布雷斯和熊彼特一样，从没有时间参加大学和会议政治，也没有这方面的爱好，但它们却是形成学派所必需的。


加尔布雷斯在职业早期曾参与过战时物价管理，这一经历对他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持久而且有些怪异的影响。加尔布雷斯一直对政治角色很感兴趣。但他最重要的公共职务——美国驻印度大使——却并非具有实权。归根结底，他始终处在政治和学术生活的边缘，而不是中心。进行枯燥、学术性的观察，是他的长处。在加尔布雷斯长期所持的反对立场上，他的这一天赋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如果说熊彼特缺少领袖的特质，那么加尔布雷斯则是选择了不去动用这些特质。


熊彼特发现，凯恩斯广受欢迎的成就，就是通过“一种明显的综合性分析”投射“他个人的观点”。20世纪70年代，当凯恩斯的影响逐渐消退之时，米尔顿.弗里德曼在经济政策和研究方向上拥有了可与凯恩斯相媲美的影响力。艾伦.埃本斯坦(Alan Ebenstein)最近写了一本弗里德曼的传记。和凯恩斯一样，弗里德曼成了一个经济学派的学术领袖。在另一本新书中，乔汉.范.欧弗托弗尔德(Johan Van Overtveldt)第一次完整记述了现代芝加哥学派在弗里德曼率领下的兴起过程。


范.欧弗托弗尔德将这位主角的学术和个人传记，融入到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经济系和商学院的历史中加以描写。他给出了概略的信息。但范.欧弗托弗尔德不是斯基德尔斯基，他没有解释芝加哥学派的成功如何反映了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


芝加哥学派影响力


芝加哥学派的影响力扩散方式与凯恩斯学派相似：一种相对简单、用于和外界进行交流的意识形态信息；一种新的、难以理解但涉及面广泛的理论框架；以及一批在其它学校经济系巩固这种学说的全心全意的支持者。


芝加哥学派吸收了芝加哥大学历史悠久的保守传统——这种传统很适合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创立的这所大学。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这个学派展示出一种自信的帝国主义，它对理性选择和自由市场的强调被用到了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其它领域。事实上，芝加哥大学教授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199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显然是因为他拓宽了经济学范畴——好像这本身就是一项价值成就一样——而不是因为经济学产生的洞见。在实践中最重要的拓展是法律经济学、金融理论和建立在个体理性选择之上的宏观经济学。


弗里德曼对哈里.马克维茨(Harry Markowitz) 1955年关于投资组合理论的博士论文曾有一番评论，范.欧弗托弗尔德引用了这段著名的评论：“这不是经济学论文……不是数学，不是经济学，甚至不属于企业管理。”事实上，它是这所有学科的综合。因此它也是现代金融理论的基石，是芝加哥学派内部所信奉的。


新一代经济学家


凯恩斯和凯恩斯学派，弗里德曼和芝加哥学派……那么现在呢？下一代的经济学家传记作者将讲述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和约瑟夫.斯蒂格利兹(Joseph Stiglitz)的历史。可以说，森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熊彼特。他有渊博的学识和深刻的思想，其它经济学家难以望其项背。但和熊彼特一样，森是一个孤独的人。不会有森学派出现。但似乎也不会有斯蒂格利兹学派：新一代的学生正在寻找能与芝加哥学派抗衡的流派，但这个学派的潜在领袖尚未专注于发展一种连贯而全面的评论——这是今天的领袖角色所需要的，或是学术政治方面的天资或爱好。而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一方面是《纽约时报》好辩的专栏作家，一方面又在普林斯顿(Princeton)从事专业工作，这两种角色似乎也太不协调了。


是否具有惊人才能的一个衡量标准是：能否改变一代人的思维方式。回顾一下两位非凡人物——加尔布雷斯和熊彼特——的成就，我们就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凯恩斯和弗里德曼取得了多大的成就。加尔布雷斯和熊彼特本应能够改变一代人的思维方式，但最终没有实现，而凯恩斯和弗里德曼却做到了。


约翰.凯是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著有《龟兔赛跑：企业战略的非正式指导》(The Hare and the Tortoise: An Informal Guide to Business Strategy)一书(Erasmus)。


《创新先知：约瑟夫.熊彼特与创造性毁灭》(Prophet of Innovation: Joseph Schumpeter and Creative Destruction)，托马斯.K.麦克劳著，哈佛大学出版社(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售价35美元，736页。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20世纪生活》(John Kenneth Galbraith: A 20th Century Life)，理查德.帕克著，Old Street Publishing出版，售价25英镑，840页。FT书店售价20英镑。


《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大学如何武装了改变经济学和商业的思想者》(The Chicago School: How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ssembled the Thinkers Who Revolutionized Economics and Business)，约翰.范.欧弗托弗尔德著，Agate出版，售价35美元，432页。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家》(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 Economist, Philosopher, Statesman)，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著，售价20英镑，1056页。FT书店售价16英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