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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还有一个上市资格审查制度。这是知识精英最惬意最成功的一种制度设计，也是最能满足知识精英金钱权利双丰收的一种制度设计。证券发展史上有三种审查制度：一是由证监会少数官员决定资格的审批制；二是今天这种由专家学者决定资格的审核制；三是全世界都在实行的注册制，像高考一样，标准公开，达到标准就上市，不存在由谁来批准的问题。比较这三种制度，其中注册制是最好的制度，一是标准公开，没有腐败，电灯是最好的警察，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二是政府只管资料的真实性，能够管好，只要资料是真实的，投资者就是安全的，中国投资者的重大亏损无一不是资料造假的结果。
相反，审核制是最糟糕的一种制度，一是它具有审批制的所有缺陷，并且在腐败方面远远超过审批制，数十倍上百倍地放大了公司支付的腐败成本，一度使上市公司资格的买卖价格达到了5千万。二是投资者越来越不安全，以往审批制是几个身份公开的固定官员审查公司资格，在整个社会众目睽睽之下，即便纯粹处于个人利益的考虑，那些官员也要多少考虑些投资者的利益。可是后来由72个专家学者组成发审委无记名投票表决，并且规定72个人的身份对外严格保密。这样一来，世界证券发展史上最黑暗的一幕开始了：由于是无记名投票，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地乱投，谁给钱多就投给谁；由于是无记名投票，甚至收了钱也不投。这就不仅仅是腐败问题了，甚至践踏了天理人伦，“受人钱财，替人消灾”，是古往今来连贪官污吏都不敢突破的文明底线，可是现在被这些社会崇敬的专家学者突破了，在此也可以看出为什么中国历朝历代都不把文人当人看了，他们干的事情的确连贪官污吏都不耻；由于发审委的专家学者身份保密，买卖发审委名单便成为一个新型产业，一份名单价格20万，中国证监会一个副处长就是由此案发被抓的。
组成发审委的那些专家学者到底发了多大财无从统计，但是1400多家上市公司每家公关费用5千万，对任何人来讲都是一个天文数字，我们现在知道的是，历届发审委中的那个北大教授，现在身家就已超过了10个亿，就是这位叫喊“要顶住互联网，改革要不惜牺牲一到二代人”的北大教授，成为中国第一个身家超过10亿元的大学教师，当初北大学生打出的那条“××你好”的标语，终于为北大教师结出了丰硕果实，可见北大就是北大，投机能力也堪称一流。
可以说，上市资格审查制度是中国整个市场监管制度设计的反面典型，在知识精英的误导下，用牺牲数千万投资者的利益满足极少数专家学者的个人利益，是审核制的最大弊端。对审核制的选择，同时反映了知识精英对今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选择。审批制具有集权政治的特点，审核制具有集团政治的特点，注册制具有大众政治的特点，如同审核制是最糟糕的一种审查方式一样，集团政治同样是三种政治模式中最糟糕的一种政治模式，由于集团政治和审核制一样能够满足少数知识精英的私利，所以整个人文领域的知识界一起高喊要建立集团政治的小民主，反对毛泽东时代的大民主。用集团政治的小民主，把包括一般白领在内的中国绝大多数劳动群众排斥在政治体制改革之外，已成为除新兴左翼力量之外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各种流派的共识，特别是那些无家可归的自由主义野狗，最近也停止了对左派右派的同时狂吠，欢快地摇着尾巴投入了主要由买办汉奸力量组成的右派怀抱，最近由国际垄断资本豢养的那几家极端右翼媒体上，天天都是自由主义野狗对穷人的狂吠。
监管立场要反映私有化的现实状况
中国证券市场除了监管制度设计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监管立场的转变问题。就是在市场监管方面，监管立场要由保护公司利益转变到保护投资者利益上来；在公司监管方面，监管立场要由保护资方利益转变到保护劳工利益上来。目前中国一个十分反常的矛盾现象，就是公司已经私有化外资化了，可是仍然当作公有制企业进行监管，用整个国家力量捍卫公司利益。 这种状况最初是计划经济时期单一公有制企业形成的，后来被精英集团钻了空子，有意识地维持这一矛盾现象，利用国家政权力量为私人企业和外资企业服务。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是单一公有制企业，企业利益就是人民的长远利益，当工人和企业发生矛盾时，政府管理部门为维护人民的长远利益而站在企业立场上进行管理，是完全正确的。中国证券市场就是在这一公有制背景下产生的，当时建立证券市场的主要目的，就是为国有企业募集资金，为国有企业脱贫解困服务。当时不仅上市公司是国有企业，包括证券公司、金融机构等庄家，也都是国有企业，都代表国家利益和人民长远利益，唯有公众投资者是个人，所以当公众投资者遭受到其它几个方面的损害时，按照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当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的原则，自然是牺牲投资者利益以维护公司利益，这在当时虽然对投资者有些残酷，但在客观上和主观动机上，确实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
市场上国家和各类公司的关系，是老子和儿子的关系，老子搞证券市场是为让儿子迅速脱贫解困，自然形成了一个单向资金抽血机制，把老百姓的钱拿给企业发展生产，被称为是企业改革的第二次战略转变，第一次是“拨改贷”，把企业的负担由财政转嫁给银行，第二次就是发行股票，上市圈钱，把负担由银行再转嫁给老百姓。可见，中国的证券市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而是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把老百姓多余的分散资金集中起来，用于发展国有企业，等国有企业发展了，国家经济强大了，包括投资者在内的全体老百姓生活自然就提高了，并没有考虑到当前投资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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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高度私有化和外资化的今天，公司利益不仅不再代表人民的长远利益，甚至和人民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至少和投资者的利益是直接对立的，政府就必须转变到保护投资者立场上来，实行公正监管和公正裁决。可是那些天天叫喊改革的改革精英们，偏偏在这个最需要改革的环节上，绝口不提改革，反倒要求强化监管，也就是要求把老百姓捆得更结实一些，以方便庄家的任意宰杀。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和金融机构正在成为外资公司，如果继续牺牲投资者利益以维护公司利益，就不再是维护国家利益了，而是用中国的国家政权在维护外国公司的利益。我们反对过早地全面开放中国金融市场，也是基于这个考虑，中国金融市场还没有形成等价交换公平交易的市场机制，仍然是单向的资金抽血机制，这个时候全面开放把外资放进来，等于帮助外资抽取本国老百姓的财富。
转变监管立场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要公正对待所有市场参与者，实行风险和收益相适应的原则，不能把风险和收益剥离开来，全部风险都转嫁到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身上。目前中国证券市场上的公司和庄家，基本上没有任何风险：上市公司信息造假，抓不住就大赚一把，如果被抓住，也只是发一个致歉公告了事，曾经一度中国股市上致歉公告满天飞，甚至形成了一个所谓致歉板块；庄家同样没有风险，中国公众股的价格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地高于国家股、法人股和外资股，如兴业银行的外资股，只要不跌破目前市价的95%，外资公司就不会赔钱。而中小投资者一入市就注定了要亏损，为什么？自有中国股市以来，每年上市公司创造的全部利润要远远小于投资者交纳的佣金和印花税，也就是说，即使上市公司把全部利润都分给投资者，也不够投资者缴纳的手续费，一个连手续费都创造不出来的市场，至少在宏观上决定了投资者只有风险没有收益。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投资者只应该承担市场风险，不应该承担制度风险，中国股市著名的报表风险就是典型的制度风险，中国公司报表造假是几乎所有投资者都遭遇过的经常性风险，投资者的重大亏损几乎无一不是和公司报表造假有关，可是至今也没有一个公司因为报表造假而破产，没有一个人单纯因为报表造假被送进监狱。而在世界所有文明国家，证券市场上造假不仅空间上要破产，时间上还要承担永久责任，当初英国搞垮巴林银行的尼克·里森就是典型，六年出狱后，法律规定每个月收入扣除基本生活费后全部用来还债，从而永远失去了东山再起重新富起来的机会，并且还有不准进入高档饭店、不准乘坐高档轿车等一系列严酷规定，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一样，属于道德品质的污点要背一辈子。
正是严酷的惩罚和无从规避的道德风险，使西方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公司不愿意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只要还有一点儿募集资金的办法就不会选择发行股票，发行股票是公司资金绝望中的最后选择，连西方经济学教科书都说股票是成本最高的筹资方式。这也是为什么最近美国的交易所跑到中国来拉客户的背景和原因。与此相反，中国的公司却在拼命争抢上市，把发行股票看作是不用偿还的贷款，为什么？就是因为公司发行股票只有收益没有风险。上司公司只有收益没有风险，投资者只有风险没有收益，这就是中国证券市场的真实现状。吴敬链只是温和地批评中国股市连赌场都不如，赌场上至少不能看着对方的牌出牌，而中国股市则是看着对方的牌出牌，就招来了几个主流经济学家一片恶骂，其实吴敬链远远没有概括出中国股市的欺诈本质，中国股市不仅不如赌场，简直就是一个宰杀散户的资金屠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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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还是解体：决定民族命运的金融战争已经开始
我们今天讲监管制度监管立场，已经不仅仅是或者不再是追求公平了，而首先是考虑国家安全，对于中美这样拥有核武器的大国来讲，军事冲突可能意味着同归于尽，未来决战主要表现在金融市场上，并且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许多事件表明，通过金融市场席卷他国财富比之军事掠夺更加有效。而在虚拟经济条件下，金融决战的最终胜负完全是由国民精神国民信心决定的，虚拟经济改变了财富的性质和内容，资源和劳动不再是财富的主要内容，财富的主要内容是知识和信心，特别是后者构成社会财富的主要内容。当然我们说资源和劳动不再是财富的主要内容，不是说资源和劳动不再是财富，而是说如同工业社会中土地是基础财富一样，在虚拟经济中资源和劳动也成为基础财富。虚拟经济的这个特点决定了金融战争的较量，主要是争夺和掌控国民信心的较量。在这方面，战争已经开始并且我们正在陷入被动。
就像前面提到的这次中美经济战略对话，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代表中国政府，刚刚批给美国投资基金一千五百亿元人民币的入市额度，财政部就调高印花税，把许多股票连砸五个跌停板，让美国人拣了一个低价买入的绝佳机会。就中国方面来说，两个事件凑到一起肯定是偶然的；但是就美国方面来说，肯定是整个计划的一部分。一方面，由美国政府出面压中国批准美国公司进入中国股市买卖股票，另一方面又暗中操纵中国官员打压股市，破坏中国民众对政府的信心，为未来制造市场恐慌创造条件。类似事件的逐渐增多，将会逐渐破坏民众对政府道德力量和控制能力的信心，这是目前大家最不注意也是最危险的情况，而美国在这方面却是步步占优，最近中国突然汹涌而来的通货膨胀，就是美国战略棋盘上的一大绝杀。
与以往历次通货膨胀不同的是，这次通货膨胀是人为因素操纵的结果，其中，进出中国的“美元旅游”是主要罪魁祸首。提起目前的通货膨胀，从金融部门的官员到主流经济学家，都说什么是流动性过剩造成的，说流动性过剩是通货膨胀的原因，如同说住院是因为患病一样的同意反复，没有任何意义。流动性过剩又不是刮风下雨的自然现象，它是怎么过剩的？就是美国勾结国内买办力量制造“美元旅游”的结果。这里所说的“美元旅游”，是指美元通过投资和外贸等渠道进入中国，诱使中国增发大量人民币后，再以购买美国国债和投资美国金融的形式流回美国。我把这个现象称为是“美元旅游”。为什么说“美元旅游”会导致通货膨胀？因为每一美元进入中国，中国就要相应发行8元左右人民币（以前是8元多，现在不足8元），当这一美元流回美国后，由这一美元发行的8元人民币仍然在市场上流通，这样一来，流入流出中国的美元规模越大速度越快，市场上流通的人民币就越多，必然形成所谓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的现象。今年上半年新增外汇储备超过3千亿，也就是说，在短短半年时间里，仅外汇占款这一项，就增发货币2万多亿，突然爆发通货膨胀也就是自然的了。“美元旅游”可谓是一箭双雕：一方面诱使中国增发货币，造成中国通货膨胀，激化中国社会矛盾；另一方面，中国大量美元购买美国国债，又在填补美国财政赤字，平抑美国物价。可见，“美元旅游”的实质，是美国向中国出口通货膨胀。为了保证美国向中国出口通货膨胀畅行无阻，美国便把“美元旅游”和中国改革开放捆绑在一起，谁反对“美元旅游”便指责谁否定改革开放，这个任务主要是通过它所豢养的学术精英和媒体精英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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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除党报党刊之外的那些比较活跃的报刊以及网站，基本上已经被准备对中国发动金融战争的国际垄断资本所控制，谁揭露美国或者国际垄断资本的阴谋，他们就咒骂谁否定改革开放，并且全面封杀捍卫民族利益的呼声。而中国许多青年学生特别是一般知识分子和公务员，又几乎被这些汉奸媒体营造的舆论所控制，大家去街头报摊看一下就会发现，那些销量比较大的报刊几乎都是汉奸媒体。所以我经常讲，中国的劫难或许真的不可避免了，现在还没有发生战争就冒出这么多汉奸，一旦真的发生国家冲突会出现什么情况，简直不敢想象，可以说，和平时期出现如此大规模的汉奸现象，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人类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中国人到底怎么了？过去大家都把舆论自由的希望寄托在民营媒体上，可谁曾想到真正的民营媒体还没有出现，只是刚刚出现了几家半吊子民营媒体，就立刻变成了由美国掌控的汉奸媒体。中国未来金融战最让人担心的就是汉奸媒体，媒体决定社会情绪，社会情绪决定战争输赢。中国历史上数次危亡都不是败与外敌，而是败与汉奸，岳飞不是死在金兀术手上，而是死在秦烩手上，所以我说岳飞那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应该改一下，应改为“壮志饥餐汉奸肉，笑谈渴饮买办血”，因为汉奸买办不除，你不仅不可能吃到“胡虏肉”，喝到“匈奴血”，相反，最终自身反倒有可能成为胡虏盘中肉、匈奴杯中血。
前些年曾遭受金融打击的韩国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2006年韩国出版了《韩奸大词典》，把日本占领时期所有韩奸及其后代情况公布于众，第二年也就是今年，政府就根据《韩奸大词典》的名单开始没收韩奸及其后代的财产，对韩奸的打击程度完全超过了文革时期的红卫兵运动，当时的红卫兵只是对汉奸进行思想改造，根本没有触及财产和子女，就这样还被汉奸及其后代咒骂了30年。可以说，中国遭受汉奸之害远远超过韩国，汉奸势力之猖獗也远远超过日本侵华时期，所以目前中国最需要两部法律：《反分裂法》和《反汉奸法》。反对国家分裂的《统一法》已经有了，目前急需尽快制订的是《反汉奸法》，如何制住目前甚嚣尘上的汉奸力量，是未来金融战决胜的关键。
看一下最近中美关系的发展和中国的金融布局，就会切身感觉到汉奸买办的力量有多么巨大。自从毛泽东逝世以后，中美关系越来越变成为学生和老师的关系，每次中美对话都好像是老师检查学生作业并且布置下次必须完成的作业，从谈判WTO到今天中美经济战略对话，所有中美谈判的内容，始终都是美国不断提出新的任务和要求，中国只是汇报和解释这些任务和要求的执行情况和困难，中国从来未敢对美国提出过任何一个要求。就拿最近这次中美经济战略对话来说，美国对中国开列了一系列侵犯主权的要求：包括人民币大幅升值，允许外资控股中国银行和保险公司，自由进入中国股市，自由进入中国年金市场，自由进入中国不良资产市场等，并且要求在全面开放金融市场的基础上，再全面开放电讯市场和农业市场。大家可以想想，金融是一个国家的血液系统，电讯是一个国家的神经系统，农业是一个国家的基础，所有这些都被外资控制的国家，还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吗？美国为什么敢对中国如此咄咄逼人，就是因为有那些汉奸媒体的支持，它们组织中国知名度最高的专家学者以及专业部门的官员，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用改革开放的语言，大肆宣传美国这些侵略性要求，致使中央政府误认为这是社会民意，社会民众又误认为这是中央主张，把中国一步一步地逼向陷阱。由于目前中国左翼学者没有自己的报刊，党报党刊又只坚持正面引导不参与争论，这就在客观上造就了汉奸媒体独霸天下的危险局面，这是中国面临金融战的致命死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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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马上就要推出的股价指数期货，就是汉奸媒体掌控舆论的结果。党报党刊内部一些具有高度责任感的记者编辑，坚持不懈地以各种形式上书中央，力陈目前推出股指期货的利害弊端，本来已胜利在望，只要没有股指期货这最后一个环节，美国对中国的金融打击就只能局限于有限范围和有限程度。可是中国的汉奸媒体组织所谓专家学者，配合有关部门的买办力量，形成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巨大压力，结果是推出股指期货的原计划不变，美国终于松了一口气。如同占领阿富汗是完成对中国战略包围的最后一个环节一样，推出股指期货也是完成对中国进行全面金融打击的最后一个环节。在汉奸媒体和买办官僚的配合下，中国金融布局完全符合美国的战略要求，在未来数年内就会爆发的金融战中，至少在开始阶段中国已是败局铁定。
姑且按照股价指数一万点计算，每个点300元，一张仓单就是300万，也就是说，只要一千万张仓单就能从中国卷走30万亿，中国目前生产总值才20万亿，我反复讲，虚拟经济财富流失的可怕就在这里，如同光速一样瞬间就可以全部被劫走。并且大国和小国还不同，小国危机过后恢复起来比较容易，大国栽倒后重新站起来相当困难，不久前曾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美国总统首席经济顾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根据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指出：美国搞垮一个国家先是让其私有化和市场化，推动大量资本进入这个国家，大幅拉高房市股市汇市价格，用通货膨胀激化这个国家的矛盾，制造危机和动荡，迫使资本四散而逃，让这个国家资产价格跌的一文不值，然后返回头再廉价买进其核心资产，在经济上完全控制这个国家。包括斯蒂格利茨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都在告诫中国，国际垄断资本正准备在中国上演这一悲剧，要把中国变成现代金融悲剧的最大舞台。
现代金融动荡往往有三种结果：第一，像中国港台那样把灾难局限于金融领域，虽然对整个社会经济有冲击，但是不会摧毁社会经济运行的基础。中国大陆存在的汉奸买办力量，以及社会矛盾的性质，决定了中国大陆做不到。第二，像东南亚那样把灾难局限于经济领域，不会改变政治制度和更迭政权。中国也做不到，因为东南亚的政治制度原本就适合美国口味，而中国政治制度一直是美国要改变的，美国的战略目标，就是像当年日本人那样，在中国建立一个类似伪满政权那样的傀儡政府，满足美国的长远利益。所以中国一旦发生金融危机，将肯定是第三种结果：社会大动荡、国家大分裂，民族大浩劫！等待中华民族的将是两种极端命运：要么解体为许多松散的政治实体，大中华和前苏联一样变成历史；要么崛起于世界巅峰，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绝不可能有第三种历史选择。
建立大众政治制度，是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根本条件
未来的金融战争，就其本质来说属于人民战争，谁能满足人民的预期，谁就能取得战争胜利。胡温新政以人为本的政治路线，反映了现代人类政治文明的先进成果，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正在通过一系列现实政策，把已经被贫富两极分化严重撕裂的中国，重新聚合起来。只要能够成功，一个不可战胜的强大中国将会重新屹立于世界东方。但是，国内买办汉奸势力和国际垄断资本内外配合，用金钱美色等腐败手段把党和人民群众逐渐隔离开来，使中央现行政治路线面临着随时夭折的危险。因此当务之急，就是采取重大措施，恢复人民群众对党中央控制力量的信任，其中最紧迫的就是惩处一批对国家有重大危害的买办和汉奸，否则无论抓再多的贪官污吏也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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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总统普京逮捕了石油巨头霍多尔科夫斯基，立刻结束了俄罗斯寡头独占发展成果的经济路线，从此经济增长的70%归全体俄罗斯人民共同享有，莫斯科大街小巷都在唱“要嫁就嫁普京这样的人”。我们去年抓了陈良宇今年枪毙了郑晓萸，打击力度不亚于俄罗斯，却没有起到扭转乾坤的作用。原因就在于，普京逮捕霍多尔科夫斯基，不是对霍多尔科夫斯基个人进行清算，而是清算霍多尔科夫斯基代表的发展方式，所以逮捕一个人就起到了扭转乾坤的作用。而我们逮捕陈良宇却只是清算陈良宇的个人行为，对陈良宇在上海推行的一整套买办汉奸路线却没有丝毫触动，并且谁批判陈良宇的买办汉奸路线，陈良宇的党羽就指责谁否定改革开放。这就在客观上给社会发出了一个信号，陈良宇郑晓萸的垮台不是因为腐败，而是因为个人倒霉，为了避免个人倒霉，贪官污吏便纷纷去烧香拜佛，结果反腐败的最大成果，就是为和尚道士开辟了创收财源。可以说，胡温新政在反腐败和亲民路线两方面的步子越来越大，为什么腐败越来越严重，买办汉奸势力越来越猖獗，人民群众越来越冷却，就是因为不敢触动把中国人民重新压在新的三座大山之下的错误路线。大家回想一下，就在短短的一两年前，“胡哥你好”“总理辛苦了”等人民群众自发的问候，如潮水般覆盖网络各个角落。可是现在，俄罗斯那边要嫁普京的歌声依然在唱，中国这边“胡哥你好”的问候正在逐渐冷却。如果再不清算产生陈良宇郑晓萸的发展方式和发展路线，那么胡温新政本身就会成为买办汉奸势力的清算对象，从一年前的“西山会议”到最近南方及财经类报刊，都越来越明显地露出了这个苗头。
目前中国腐败严重买办猖獗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欺负胡温新政不敢发动群众。最近数十年来，国内外反共反华反人民势力最成功的两大杰作，就是对改革的神圣化和对群众运动的妖魔化。这已经成为他们阻挡历史前进的两把利剑。特别是对群众运动的妖魔化，正在彻底堵塞中国走向强大国家的历史道路。回顾现代历史就会发现，无论是毛泽东时代大规模的发动群众，还是普京时代小规模的发动群众，群众运动始终是落后国家对抗外来颠覆势力，形成民族强大凝聚力的最有效手段。本世纪初，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成功策划了一系列中亚国家的“颜色革命”后，2003年把矛头指向了俄罗斯，试图采用同样手段推翻普京政府，普京总统面对街头的学生运动，既没有动用警察，更没有动用军队，而是学习毛泽东一声令下，数万名俄罗斯青年学生冲上街头，高唱保卫祖国的歌曲，如同当年中国红卫兵一样，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示威运动。再看那些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操纵的街头学生，面对数百倍超过自己的爱国青年，立刻土崩瓦解，鸟兽般四散而去，事后许多参与闹事的学生见到同学朋友都不敢抬头，为自己被人利用来损害国家而感到羞愧。这个事件再次说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无论是解决国内腐败问题，还是赢得未来金融战的胜利，都只有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才有希望。国内外反动势力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妖魔化群众运动，就是因为他们知道，人民群众是不可战胜的，人民群众起来之时，就是他们灭亡之日。
当然我们这里说的群众运动，绝不是指盲目无序的街头混乱，而是指在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一种有组织有秩序的力量展示，这种力量展示要达到什么程度？一定要达到能够取代整个地方官僚队伍的程度，否则就不可能对现在的贪官污吏和买办官僚形成真正压力，就不可能真正落实胡温新政的现行政治路线。中国是到了该发动群众的时候了，美国正在从两个方面把中国逼向死角，一个是台湾问题，一个是买办问题。中国必须要向美国说不。在台湾问题上向美国说不，需要用军事手段，代价很大；在买办问题上向美国说不，只需要用政治手段，代价比较小。并且，中国发动群众解决了买办汉奸问题，清除了国内腐败，展示了强大国家力量，美国就会考虑重新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台湾立场上去，没有了美国的军事干预，台湾问题就会真的实现和平统一。
所以我还是要说，解决目前中国的问题，仍然需要党的领导和发动群众，领导加群众，就是大众政治。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依靠的是“尊王攘夷”，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团结在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坚决打败外来势力的殖民化入侵。我们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也借用一下“尊王攘夷”这张牌，先保住中华民族的完整和统一，然后大家坐下来再商量如何搞好国家内部管理的问题，一党制也好，两党制也好，还是什么三党四党，甚至是七党八党等都可以谈。但是现在不能谈，为什么？因为中国共产党是目前能够实现国家完整统一的唯一力量，目前失去这个力量，中华民族立刻就会被肢解，中国老百姓马上就会血流成河。大家看看现在要打倒共产党的都是些什么人就知道了，目前要打倒中国共产党的，和当初打倒苏联东欧共产党的，完全是性质不同的政治集团。当代中国绝不能重演几乎亡国灭种的晚清悲剧，必须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再次形成统一强大的民族力量，战胜即将到来的各种劫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